中国的领导层正在换届，这是一个难得一遇的时刻。正在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计将批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接替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批准李克强接替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不过，尽管习李二人许下了一些诺言，中国的改革前景仍充满变数——这不仅是中国公民的看法，也是世界各国观察人士的看法。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改革挑战十分严峻。经历了胡锦涛任内“失去的十年”后，中国社会的和谐程度已大大降低。遏制腐败、改善收入分配和保持经济增长，都是很紧迫的任务。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启动拖延已久的转型、转向宪政和民主体制（许多官员私下里也持同样看法）。否则，中国将难以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和社会稳定。
悲观主义者称，只要既得利益阶层掌权，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进行。然而，既得利益阶层推动改革取得成功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我们不应低估思想的力量。中共当初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发动革命，但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却主要出身于“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投身革命，是因为他们信仰马列主义思想。1978年邓小平发动市场化改革，不是为了谋求私利、保持现状，而是为了实践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理论。
记住下面这点也很重要：对既得利益阶层而言，改革往往是避免革命的最佳手段——尽管他们采取的一些改革举措并非全然出于自愿、而是为形势所迫。英国之所以在1832年出台首个议会改革法案后不断扩大选举权范围，是因为统治阶层认识到，不这样做，体制就有可能崩溃。身为中国最高领导层成员的王岐山，建议党员阅读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该书探讨了君主制倒台的原因和推动力。这件事可能意味着，中共已经意识到，不改革就有可能爆发革命。
谈到既得利益阶层时，我们往往会错误地认为，这些人铁板一块、目标明确。但统治精英内部的利益冲突，往往比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激烈。野心勃勃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整肃过程中出现的乱象，就展现出这一点。
这种党内斗争意味着，即便是特权阶层，其人权也不是受保护的。最高层官员随时可不经法律程序被投入监狱。因此，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精英阶层或许最终会有动力建立起法治，就像英国在19世纪前的转型期发生过的事情一样。
但这是乐观主义者的观点。从更为悲观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改革仍面临许多障碍。最大的障碍是领导层的素质。
如今，中国已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领导人无一例外地从官僚中选拔产生。从职能角度讲，领导人与官僚应该是截然不同的。官僚应严格遵守各种旨在避免风险的戒律。而伟大的领导人，应以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行动出发点。他们必须有使命感、高瞻远瞩、勇于开拓。这种人不太可能从官僚培训流程中脱颖而出。
要爬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统领各级政府，就得在等级森严的晋升体制内走一遭。若想成为国家高级领导人，至少要在官僚体制内呆满四十年、往上爬二十多级。有勇气、有原则者会被淘汰，剩下的都是官僚化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年的政权会如此孱弱。
正当中国迫切需要在伟大领导人的带领下实现向宪政和民主体制转型时，中国现行的体制却无法产生这样的领导人。发动革命建立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有足够的权威开创这样的转型，但他们却没有那样做。即便是邓小平，也错失了自己的机会。
当然，历史往往由偶然因素决定。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自己的精英家庭背景，新一代领导人不同于胡锦涛那代领导人。他们不完全是官僚培训体制的产物，似乎比上一代领导人更有才华、更富使命感和开拓精神。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希望。我相信，习近平领导下的未来十年将带来独一无二的机会。如果不改革政治体制，未来几代领导人恐不会像今天这代领导人那样有能力。中国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维迎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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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领导人，应以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行动出发点。他们必须有使命感、高瞻远瞩、勇于开拓。这种人不太可能从官僚培训流程中脱颖而出。”
巧的是,当张维迎抱怨中国领导人不敢大胆改革的时候, 美国人却在抱怨奥巴马没有管理大型机构的经验, 不会与共和党对手沟通 (大卫·罗斯科夫:管理美国).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月亮是外国的圆呢?
毛泽东无疑是伟大的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的效果却是反面的. 邓小平的猫论,虽然没有什么贵人之处, 最厉害一点就是极其实用.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的文章”为什么有的国家会衰落？” 说:
这种不假思索地认为美国体制具有优越性的观点，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问题。我认为，虽然《国家衰落之谜》有力地证明了，长远来看，政治自由与经济成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是在美国，凡事都扯上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对宪法的绝对崇拜，这差不多已经变成一种准宗教情结了。
结果，美国人无法真正解决他们的政治体制运转失灵的问题。另外，欧洲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许多政客过于重视欧洲一体化的理想，从而无法对欧洲大陆的单一货币——欧元——发起强硬而必要的质疑。
中国体制当然也有自身的严重缺陷，这其中包括高压统治以及具有腐蚀性的腐败问题。但是中国体制也有优点，那就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这种思想在邓小平的格言中体现无余：“无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相比之下，美国政治辩论往往过于执着于程序和原则，从而阻碍了实用主义解决方案的达成——无论是在“携带武器的权力”方面，还是在坚持国会有权否决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上都是如此。
国家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但自鸣得意地盲目崇拜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的看法:
汪洋说，去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到中国来访问去了广东，领事馆挑的，住在花城广场，住了一个晚上。他见我们总理的时候说，跟你们这地方比我们柏林简直像个农村啊！因为那个是广东最漂亮最繁华的地方，而且我们城市的灯光工程确实搞得漂亮。这也有恭维我们的成分，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的中国让全世界刮目相看，这个评价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这五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我们制度和道路的优势进一步显现，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感到自豪的东西。”汪洋还认为，制度是西方担忧中国发展的原因。他说，现在中国在和平发展，快速成长，西方感到很担忧，开始从各个方面遏制我们。其实你想想，他担心我们的经济实力吗？我觉得不是。尽管你总量很大，前段时间我们讲外贸超过美国，这东西我们说人家出口的（轿车），人家都是几百万一台，咱们是几万一台。所以我觉得不是经济上的原因，是担忧我们的科技实力吗？我觉得也不是。也不是我们的军事水平，我们就一条航空母舰，还是从人家乌克兰买回来的旧船改造的。
汪洋说：“（他们）担忧的是我们的制度，因为你用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60多年的社会主义，最后使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崛起，是这个制度挑战了西方认为的无懈可击的制度模式，这是他们感到最担忧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弯道超车’，不仅是经济上来了，对应的是他们的市场失灵了，很多事实说明市场也有失灵的地方，像华尔街的问题与监管无效有关，民主也失效了，（政府）举债、破产，希腊是最典型的。”
“他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市场失灵了，民主失效了，再反观社会主义的中国，好像民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协商式民主也是可以的。现在他们也感到市场经济也不止一种搞法，也不是西方一种模式。当然，他们不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但我想说，我们能取得的成绩正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当中我们也磕磕绊绊，遇到很多问题，甚至现在也没解决，但我们能有这个成绩根本的问题还是制度和道路的胜利。在这个前提下有每一届政府的努力才能发挥制度和道路的优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佳标准. 现在海外很多人对中国的制度没信心, 认为欧美澳加的制度无懈可击. 就算在国内,也有很多人悲观. 那么就再看二十年, 二十年不出大乱, 孰优孰略,必可见分晓. 当政者最忌没有信心,例如戈尔巴乔夫.
再说一句, 现在的社会,爆发革命是不可能的. 六四就是前车之鉴. 想搞革命的投机分子事后都被证明是怕死之辈. 张维迎是体制内的人,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看法,他的文章能在搜狐上发表,代表有限的言论自由. 不要看中东的茉莉花革命遍地开花,没有外国势力的插手,一个都搞不成.
伟达：中国新领导层与改革新前沿
中国聚焦
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即将产生，也就意味着新领导层即将正式面对今日中国的各种机遇和矛盾。这就像一场大考即将开始，考生正在进入考场，准备迎接各种难题，而结果如何将有目共睹。
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后，目前正处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一个关键节点。于是这场考试中颇有一些“超级难题”，只有具备高度智慧、远见、勇气、技巧和决心的人才能够拔优取胜。
首先一大难题，是今日中国是否还需要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上一届政府留下的答案，是目前中国既没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已经走在“正路”上，于是下一步改革似乎应以“微调”为主；大刀阔斧、壮士断腕般的行动可能没有太多必要了。问题就在于，对目前这个答案框架，是否还有值得探索与突破的空间？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必急于求成，唐突冒进，而可以集思广益，深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就是要不满足于现状。譬如说，如果调查研究的结论是，目前的体制状态只是“初级阶段”而已，更多的探索发现及实践还在前面，这就为全新的改革行为拓开了路径。
既然仍需要“大改革”，下一个超级难题就是怎么改？有人说，改革必须以改善和加强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为目的，这也不错，但关键在于“改善和加强”的标准为何？是否代表着必须面面俱到，什么都管，无所不在？传统思维往往认为，绝对权力才能提供绝对安全和保障，而现代思维已认识到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最后反而毁坏了国家民族的安全保障。
当然搞无政府主义及目无法纪的“大民主”也不是聪明选择。于是有人建议学习借鉴中西合璧的“新加坡模式”。既然如此，笔者认为最值得参考的，就是新加坡执政党在日常国家运作中，如何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即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法律三者之间，如何进行明确的分工界线及定位优化，而不是大包大揽、越殂代疱，反而为腐败滥权提供滋生土壤。所谓将“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就应该从有限权力开始。新加坡执政党的职权范畴与限制，也许可以提供如何“改善和加强”现代国家权力的一个良好范例。
一旦确认了尚需大刀阔斧地改革，而且改革应以优化权力管理，提高行政效率，严防杜绝腐败为突破口，下一个超级难题就是如何着手实施？这恐怕还要从观念变革和改革试点双管齐下，使得两者形成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价值取向,人生在世无非两大欲望及目标：升官和发财。只要这两件事情做到了，并相互“勾肩搭背”，所有荣华富贵都可以纷至沓来。升官是个什么意思呢，关键就是要掌握权力，没有权力的官恐怕就难以为官了。于是，要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文化环境中限制权力谈何容易，权力与发财成了不少人的生命寄托和目标，在这方面的“限制”将是令他们难以接受的。
因此，有选择性的改革试点和试验就显得尤其重要，目的就是要以比较可以控制的代价和风险，冲破阻力去为现代中国尝试选择最优化的权力使用和界限，这从哲学上讲恐怕还是要遵循“中庸之道”，让权力存在恰到好处，点到为止，避免极端失衡的倾向。
改革试点让人们有机会去实践体验限制权力的尺度，及其为自己和社会成长所带来的可持续益处，逐步转变传统观念，形成现代的权力观和价值观，学做自觉，自律，自强的现代公民。这样的改革前景和探索，必将为中国注入全新的发展动力与活力，开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局面。
作者是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